明清至民國年間,常武地區修譜業興旺發達,與浙東紹興、皖南徽州,成為江南譜事三大中心。《常州家譜提要》(2005年8月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一書收錄196個姓氏1598部宗譜(包括一部分冠以周邊地區縣名,派衍本地的宗譜)。當時,常州文風盛冠東南,而譜牒文化也是地方文化之重要組成部分。著名學者、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先生曾說:“我國修譜以徽州、浙東、蘇南為最盛,而蘇南又以常州為最”(見《常州家譜提要序》)。清末,安徽官辦曲水書局來常設立機構,專印譜牒;四川瀘州《南門高氏族譜》來常刻印出版。《毗陵莊氏族譜》乙亥年(1935)譜被公認為全國家譜中最佳譜之一。《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中收錄大量常州家譜,《中國家譜綜合目錄》(中華書局1997年9月出版)馮爾康《代序》一文中引用譜例82處,其中26處出自常州家譜,引用率高達31.7%(見《常州家譜提要序》),亦可見當年譜事之盛。
常武地區譜事興盛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優越的地理位置。常州地處長江下游蘇、浙、皖三省交界太湖之濱,不僅襟湖帶江,而且大運河橫貫境內,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十分便利,加之文化發達,經濟繁榮,素稱“中吳要輔,八邑名都”。
(二)悠久的歷史淵源。春秋,季札開邑,尚德崇文,延陵世澤,素為郡府之治所,毗陵、晉陵、南蘭陵、常州,芳名數經更迭。圩墩、寺墩、新崗古文化遺址林立。瀕湖有闔閭故城,臨江見齊梁故里;南郊存春秋淹城遺址,已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深厚的文化底蘊。“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人文薈萃,“儒風蔚然,為東南冠”。“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清趙翼語)。梁太子蕭統,輯有《昭明文選》。唐代文學家、常州太守獨孤及,著有《毗陵集》。宋代理學家楊時、大文豪蘇軾、太守王安石、名將岳飛,地方史志均有記載。明代《永樂大典》由“兩腳書櫥”陳濟總裁。抗倭英雄唐順之,古文領袖,并嫻武事。有清一代,南田畫派,陽湖文派,常州詞派,今文經學派,孟河醫派,學派林立,數度輝煌,名聞遐邇。惲敬、張惠言、趙翼、洪亮吉、黃景仁、孫星衍、莊存與、李兆洛等,群星璀璨,各擅勝場。近代有盛宣懷開洋務風氣之先,錢振鍠為江南一代名儒。當代文壇、學壇、藝壇如吳敬恒、趙元任、瞿秋白、劉海粟、呂思勉、洪深、吳祖光、高曉聲等,更是名家輩出,享譽中外。自晉迄清約1700多年間,文人學者達155個姓氏共2259人(見《江蘇藝文志·常州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可見常武地區文風之盛。
(四)眾多的名門望族。蘇南地區是我國古代家族制度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常武地區可為蘇南的典型。名門望族,以科舉成就光宗耀祖為標志。明代四大望族為,余巷薛氏(以進士薛應旂為代表)、東門白氏(以尚書白昂為代表)、前黃楊氏(以狀元楊廷鑒為代表)、郡城唐氏(以抗倭英雄、古文領袖唐順之為代表)。“天下惲姓出常州”,明清以來,科第蟬聯,高官名宦,文人學士迭出,進士達二十名。惲敬為陽湖文派之首,南田為常州畫派領袖。武進唐氏七代九進士。趙氏八代八進士一狀元;尤其毗陵莊氏,科舉盛事,如兄弟鼎甲、兄弟會魁、三世八進士、七世十九進士;莊柱兄弟五人三進士一舉人一副榜,門聯云:“幾乎狀元及第,也算五子登科。”莊令輿以五經中進士;其孫綸渭、經畬也以五經獲雋,莊令輿為之大書門聯云:“五經三榜,四世一堂”。莊氏一門十代三十四名進士,有一名狀元,一名榜眼。常州知府祖進朝為之建“世科第”牌坊,以表“莊氏科名之盛,為一代觀瞻”,史學界譽毗陵莊氏為“中國科舉第一家族”,世代不絕,榮耀之至。直至今日,仍有“一門三院士”之光榮。名門望族,尚有錢氏、吳氏、劉氏、盛氏等等,極注重續修宗譜,以光門楣,引領風尚。常武地區譜學之盛,有由來矣。
(五)先進的印刷技術。明代以來,常武地區是全國15個紙張生產基地之一,是我國最早的使用活字印刷的地區,在印刷技術方面長期處于全國前列。由于刻印技術的發達,書坊行業也相應興盛。清道光年間,常州開設有樂善、王永興、劉慶源、新民社等印刷商號。至光緒年間,開設有麟玉山房、日新書莊、宛委山莊、文新堂及日昇刻字社等多家書坊、書鋪。由于文人薈萃,有官刻經、史、子、集及地方史志,有私資刻印自著詩文集,也有坊刻,以出售民間日用書籍為目的。清末郵傳大臣盛宣懷出資刻印《常州先哲遺書》,前后編73種數百余冊,由著名雕工陶子令雕板,版式精美,耗資巨大。因此,民間刻印家譜,常州具備紙張與刻印技術均為領先的優越條件。
民間技工、譜師輩出,攜帶字盤及刻印工具,走村串巷,上門為修譜服務。譜局多設在祠堂,也有設在寺院的。如民國己丑版《惲氏家乘》續修,就設在常州名剎天寧寺。民國年間,著名譜師有遙觀蔣宗麟,流動鄉間,設局修譜,已發現其所修家譜五十多部。民間版藝技工有名者,僅見零星記載,如武進《西蓋趙氏宗譜》所載:“光緒年間,趙氏有名惠泰者,精于版藝之長,有條不紊,誠修訂家乘中卓越人物。”民國年間,“湯莊李景福、西夏墅惲仲坤、西林張虎大、萬塔岳盤林,同負盛譽。”
“木板活字刻印,技藝講究,刻字精工,群推王瑞麟首屈一指。他所手刻字體圖像,精妙絕倫,曾為錢名山先生刻印《名山詩集》(見《武進文史資料》第13輯,金志品《民間活字木板印刷的興衰》)。
清代武進與浙江杭州和安徽桐城相并列,是中國各地家譜木活字印刷最為興盛的地方(見日本多賀秋五郎《宗譜的研究》第一部《解說》之“體載與印刷”第30頁),張秀民先生也指出,“清代活字家譜以江浙兩省占壓倒多數,而兩省中尤以舊浙江紹興府、江蘇常州府為最多”,其中“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負盛名”,因擁有獨特的細土墊板技術而被稱為“泥盤印工”,以致還有遠在四川的人,會把宗譜稿本寄常州,雇傭這里的譜匠排印;甚至安徽省的官員,竟將省屬官書局“曲水書局”特地設置在鄰省江蘇轄下的常州(原刊《圖書館》1962年第2-3期,見《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第225-226頁)。
由此可見,文化底蘊豐厚,印刷技術發達,也是常武地區過去家譜編纂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印刷并保存了非常多的舊譜,也為今天譜牒學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朱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