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中華吳氏大統宗譜?序言卷》續集的過程中，有機會拜讀了大量的族譜序言，感觸良多，受益匪淺。這使我深深地認識到：如果要編纂一部合格的族譜，必須具備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要組建一個強有力的編纂班子。這個班子編輯人員素質的高低，是決定新編族譜合格不合格、水平高與低的關鍵。
一、譜牒界經過長期的實踐，認為：修譜也要像編史修志一樣，其編輯人員必須具備史家之“三長”或“四長”條件。“三長”是指史才、史學、史識。這是唐代劉知幾
(661～721年)在總結前人編史經驗的基礎上，首先在他的史學理論著作《史通》中提出來的，對后世影響很大。清代章學誠(1731～1801)發展了劉知幾的學說，在他的《文史通義》中，提出了“史德”問題。近人梁啟超(1871～1927)則把劉知幾的“三長”和章學誠的“史德”，全稱為“史家的四長”，并明確提出這是“史家必須具備此四種資格”。
家譜與方志、國史并列為祖國歷史大廈的三大支柱。章學誠在《為張考甫司與撰大名縣志序》中說：“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這一觀點，在我吳氏族譜序言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禮部尚書黃裳在《吳氏族譜序》中說：“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清康熙六十年，程之衛在安徽合肥東《吳氏宗譜序》中也說：“國有史，家有譜，其義一也。”故史家之“四長”也必須成為編纂族譜人員的必備條件。明宣德五年二月，江西九江府學教授吳賢佐在吉州《文山吳氏族譜序》中說:“家有譜，猶國之有史。史其‘三長’，然后執筆，而例可定，法可垂，大義朗然，炳如日星，輯譜者何不然?”清道光二十九年，吳崇銓為永新《大橋樟支吳氏宗譜》作序時寫到:“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惟譜亦然。”民國六年二月，江蘇省丹徒趙貽第給黃埔吳譜作序，特別指出修譜也要像寫史一樣，其編輯人員必須具有“三長”的基本素質。他還認為，“族之譜，必須族之賢者而后可也。”并稱贊黃埔吳氏的修譜人員是具有愛族、愛國之心而兼有“三長”的“賢者”。
近年來，關于編史修志寫譜的“四長”基本素質要求，已日益為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界所關注和重視。2002年，國家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傅世梁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講學時，還著重談了“德、才、學、識”的問題。他說：我感到:“在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應該具備的內在素質，包括思想品德、科學精神、治學態度，甚至涉及言行舉止。”傅教授最后說：“總起來說強調的素質，是德、學、才、識。”(見《文匯報》2002年11月24日)。由此可見，德、才、學、識，已為當代社會所公認。我們作為泰伯后裔的修譜編輯人員，更應高度重視，決不能說與己無關，熟視無睹。
二、何謂譜德、譜才、譜學、譜識?為什么修譜編輯人員要具備這四項基本條件呢?
所謂德，按章學誠的話來講，“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書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這里提出的“著書者之心術”，主要是指道德品質和思想素養：一是“持唐兢公春秋直筆之義”(大冶《直筆堂續修譜序》)。這就是要堅持求實存真、秉筆直書的原則，具有剛正不阿，不屈從權貴，不主觀武斷，不為門戶所左右的品德，以及具有秉公辦理，不徇私情的“一代良史”兢公風范。二是具有淡泊名利，任勞任怨，鍥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力戒急功近利和浮躁浮夸之風，我們應向乾隆年間湖北大冶吳學璜等修譜老前輩學習，學習他們迎著困難上，堅忍不拔，無私奉獻的精神，這是我們事業成功的思想基礎和前提。
所謂才，主要是指修譜人員應有的業務才干，即要求我們要熟悉譜牒編纂體例，了解各種文體體裁和撰寫章法，懂得編輯技巧，科學擬定篇目，歸類合理，詳略得當，注意交叉，砍去重復;在語法、修辭、邏輯等方面都要有一點功底，有一定的寫作知識和文字表達能力，以及這方面的實踐經驗。還要懂得一點出版、校對常識等等。這是讓編輯工作不出現編盲和修譜工作沿著順利方向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所謂學，主要是指修譜人員的學問功底。除下功夫學習和熟悉譜牒學之外，還要了解與譜牒學有關系的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教育學、地理學、倫理學、服裝史、人物傳記等學科知識，特別要努力學習、了解與譜牒學關系最為密切的史學、方志學。當今世界是知識化、科學化、信息化的時代。我們的修譜事業也要提倡面向“百科”，盡力將當代對我們有用的“百科”知識引進到族譜中來，以增強族譜的現代科學含量，使之具有時代氣息。我們是臨時拉來的“兵”，不可能成為多科知識的行家，但要求我們多少懂得一點，成為這方面的“雜家”。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我們具有容納“百川”的度量與寬厚的胸懷，在知識上不鬧笑話，在業務上不出科盲。
所謂識，章學誠講“非識無以斷其義”，梁啟超說“是講歷史家的觀察力”，主要是指政治觀點、指導思想和提出問題、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用今天的尺度來衡量，就是要求我們將馬克思主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發展觀與吳氏悠久的歷史與族情結合起來，形成具有吳氏族情特色的修譜指導思想，并應用這種思想指導修譜實踐，去研究、探索和解決在新編族譜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比如新編族譜與舊譜的聯系與區別，繼承傳統與改革創新，如何處理新編族譜與群眾(包括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民族、帝王及國家之間的關系，譜牒學與史學、方志學的共性和個性，編纂吳氏族譜與吳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關于遠古吳氏淵源的探討，古代荊蠻地區社會形態研究，泰伯精神探討，關于編寫世系中的種種問題，泰伯生年考和主要歷史人物評價，淺談修譜底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開展讀譜、用譜和評譜的活動等等。當今修譜事業也同其他著書立說一樣，如果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和觀點，就等于一個人沒有靈魂似的，就無法處理好在新編族譜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不可能比較客觀而準確地編纂族譜，就不可能把族譜編纂成為一部系統而科學的家族信史。
三、上述的德、才、學、識“四長”，雖各有側重，各有區別，但它在內在聯系方面卻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劉知幾說：“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章學誠說：“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斷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章氏又補充說：“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趙貽第也在吳譜序言中強調：“非才不足以勝其任;非學，不足以諳其例;非識，不足以底于詳盡。”民國九年，梁應奎在《上旺嶺吳氏族譜序》中進一步指出：“非具才、識、學，清、慎、勤者，不足以肩其責而底于成。”換句話說，修譜編輯人員，特別是編纂委員會主任和主編，只有具備較高的政治素質、思想素質、知識素質和業務水平，才能編纂出一部合格的或水平較高的族譜來。
前面談到修譜編輯人員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是靠刻苦學習，努力實踐和勤奮積累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在修譜進程中，切實抓好幾件事：一是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認真物色具有“四長”條件的人才(明成化年間福建武榮譜序叫“膜拜”、“杰出之士”)，取各人之長，能者為師，開展互教、互學活動;二是在認真閱讀和剖析自己歷屆族譜的基礎上，提倡開門修譜，像清乾隆年間江西會昌吳熙昌修譜那樣，走出去，“參之歐、蘇、程、朱以來及近代之名家之譜”(《周田三修族譜序》)，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或者聘請其他姓氏確有專長之人士;三是邊干邊學，編什么，學什么，學以致用。針對存在的問題，開設專題講座，請進來，進行講學。 認真召開審稿會議，采取以會代訓的辦法，培訓修譜人員。總之，在刻苦學習與認真實踐中，不斷提高修譜編輯人員的整體素質，并培養與造就一批有志于修譜事業的骨干隊伍和從事譜牒學研究、吳文化研究的學者。實踐證明，有的家族修譜不尊重知識，不講究人才，不認真總結經驗，不把學習和培訓修譜人員當成要務來抓，是很難搞好修譜工作的。
回顧歷史，一些較好的族譜多出自那些學養較高兼有著書立說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之手，而有些族譜，正如當代譜牒學家王鶴鳴教授指出的那樣，“假手于庸夫俗子”或因“一些小戶人家受財力的限制，往往聘請粗識文字的鄉學村塾捉刀，良莠不齊，內中不乏冒宗亂祖，妄加攀附，以緣飾門閥者。譜本以傳信，反而傳疑，常為學者所不屑”(見王鶴鳴《解凍家譜文化》)。
21世紀，譜牒事業也同祖國其他各項建設事業一樣，進入最輝煌的發展與繁榮時期，把建設一支又一支具有德、才、學、識和創新精神的高素質的譜牒隊伍，作為常抓不懈的要務，才能承擔與完成時代賦予的譜牒理論研究、理論創新，編纂出優質譜書，奉獻給廣大族眾、社會和國家。這是譜牒界和族譜編輯人員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使命!
占位居中
